卫茂平，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，博士生导师。身为高校德语老师，他几十年来潜心翻译，已出版译著三十余部，同时在中德文学交流史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。对于经典翻译名作，他曾多次指出谬误；对于当今译坛之流弊，他更是饱含忧虑。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之际，中国网对卫茂平就翻译的原则和难点进行了专访。他以自己多年翻译的经验为例进行了讲解，也提出了对于翻译界发展的殷切希望。 卫茂平接受中国网采访，讲述个人翻译经历的趣事
| 卫茂平接受中国网采访，讲述个人翻译经历的趣事 |
中国网：卫老师，您能否回忆一下，您最初是如何走上翻译道路的？
卫茂平：我认为作为外语老师，除了教学以外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翻译。在民国时期，有不少的作家从事翻译工作，例如茅盾、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徐志摩等等，他们中文文笔优美，又懂外语，留下了很多译著；建国以后，外国文学的译介，主要依靠高校外语教师和一些社科院的研究人员，从事翻译的作家则越来越少。我个人一直把翻译当作工作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可以介绍德语文学， 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提升。
您还记得第一部发表的译作是哪本书吗？
我记不太清了，可能是少儿文学类的，我记得90年代初翻译过4、5本科幻小说（在国内科幻小说被归类为少儿文学类），对于我而言，也算是一种练笔吧。我最早翻译的纯文学作品是歌德的“维特”，应该是94年吧。一开始接这个任务的时候很犹豫，因为之前有多种“维特”的译本，译者从郭沫若开始都是大家。当时我将书名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的“少年”二字改为“青年”。这里面有个故事，当时我跟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说，同意我改我就翻译，否则作罢；出版社当时同意了。不想，书出版了，还是“少年”。编辑解释说，社领导担心书名叫做《青年维特之烦恼》卖不掉，影响经济效益。不过，96年再版的时候，书最终以《青年维特之烦恼》的名字问世了。为什么要译作“青年”？我后来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解释：“少年”在五四时期有年轻人的意思，而在现代汉语中则最多是到十五六岁的年龄段。维特是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，至少是二十上下的年纪，他是一个成熟的、有丰富社会阅历的青年。再译作“少年”一方面不符合主人公的身份，另一方面有碍读者对于此书的理解。书中的一个情节，很多人都会忽视：维特在冬天的田野上遇到一个年轻人，遍地寻找鲜花献给他的“女王”。原来这个年轻人曾是女主人公绿蒂父亲的秘书，由于暗恋绿蒂遭到了解雇，后来他疯了。另有一个情节：维特结识了一个年轻的农民，他爱上了村里的一个寡妇不能自拔，但是寡妇家里人要把她嫁给有钱人，于是这个农民为此杀人。在这部书中，算上最后自杀的维特，两死一疯，那歌德这样的安排究竟想表达什么？很少人去考虑。“少年”可能会让人很肤浅的联想到“男女之爱”、“情窦初开”这些意象，我看来实则不然，背后还有更深刻的道理。“少年”不改，这些问题很容易被忽略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位老德语编辑胡其鼎，他曾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过这本书，也想改书名为“青年”，出书时还是改成了“少年”，出版社说了一段话以示歉意：改成“青年”恐怕难卖，“影响出版社百十人的生计”。其实，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作家表示应译作“青年”，只是没有正式出版，但是郭沫若的译本影响力太大，以致始终改不过来。我目前收集“维特”的译本至少有二十几种，均做“少年”。我并不敢奢望将所有的版本都改做青年，只是想指出这个问题。也许几十年后还有人会重新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会把这个名字改过来吧。
您在翻译中遇到过的最大难题是什么？
难题还是很多的，汉语和西方拉丁语系统的语言差别太大，有些表达难于转换，我这里举一个例子：前两年我翻译过200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凯尔泰斯•伊姆雷的《惨败》，原文是匈牙利语，我从德文译本译入，因其成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德语译本的传播。我翻书这些年，自己的语言能力也在不断提高，现在我可以讲，如果书中有我看不懂的地方，原作者本人往往也很难讲清楚。在凯尔泰斯的书中有这样一个词叫“奥格旅次”（Oglütz），在上下文中看来是一句骂人话。做翻译都知道，骂人话往往比较难以翻译出它的意思，但我还是想弄清这个词在源语中究竟是什么含义，结果遍查字典不得其解。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遇见了一位匈牙利的日耳曼语言学家，便上前讨教，结果他也不认识。我还辗转托人向原作者请教，没有收到回复，最后只能音译加注。有位德国的汉学家，其名我不想提及。他代表一种观念，反对译文加注，他认为总有办法进行转译，但是我认为这里只能这样处理。再如，我曾翻译过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马丁•瓦尔泽的《迸涌的流泉》。有人看到我的翻译，说第一句就看不懂，还有人拿着书去向作者本人请教。我的译文是这样的，“只要某事是这样，它就不是将会这样的事。”在这里，原文用了第二虚拟式，一方面，汉语里没有虚拟式，将德语的时态转换过来有一定困难，另一方面我在翻译的时候就考虑，作者本身就想给读者制造难题。和很多现实主义作家不同，很多现代派作家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，他们有时不想让读者轻易明白书中隐含的意思，让阅读变得不再顺畅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。可是读者有另一种诉求，他们希望一眼看懂，否则他们就会认为翻译有问题。那译者该怎么办？是将作者潜在的意思表达出来，还是把作者本就想制造的困难留给读者呢？关于翻译的原则，讨论起来是个无边无际的问题。作为大学的外语老师，我本人相对于倾向于忠实原文。我不会按照我的理解将作者的意思显化。作者选择绕圈子，那我和他一起绕。因为这毕竟是翻译，不是再创作。我们看到有的译文翻译得很美，却和原文相去甚远，我会认为他是再创作。
您在所著的《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：晚清和民国时期》中有一段提到马彦祥先生的翻译理论，说“翻译甚至难于创作，创作可以自己发挥，但是翻译需要反复斟酌，并且还有时空的差异。”您怎么看待这句话？
我同意他的观点。我们不能把翻译的外延无限扩大，不然人人都可以做翻译。如果你进行了创作或是编译，就应该原原本本的注明，不要让读者误以为那是作者的原意。我个人主张翻译还是要有边界，什么时候必须忠实原文，什么时候有意译的自由，必须清楚，否则会闹大问题。我今年有篇文章发表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，主要针对荷尔德林的那句诗，“充满劳绩,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。归结到译文，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译，或者说是中国译者的想象和发挥。据我考证，此诗较早的汉译来自英文。而英文的poetic是无法译回德文原文所用的dichterisch这个词的，所以汉译就成了“诗意”，但这并非荷尔德林的本意。“诗意地栖居”这种表达颇有中国老庄哲学的意味，若是荷尔德林能懂得这句汉语的其中三昧的话，他绝不会发疯。依照我的理解，dichterisch从Dichtung派生而来，强调的是创作的意思，在他看来，创作是生命所依；我们再看“栖居”：德文的原文用的是wohnen，很平常的一个词，而中文“栖居”是鸟停在树上的意思，明显的诗化了。如今“诗意地栖居”已经蜚声海内文坛，我也无力挽回，但还是想指出这个问题，这句译文说得严重点就是以讹传讹。
但是通过这个例子，我们也看到表达更“美”的译文可能更具传播效应，尤其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。比如现在经常在网上流传的一些翻译，他们将外文诗套用各种中国的格律来翻译，精神上是相符的，但是从细节来看，转译的成分非常多，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？
你说得没错。德国很多大文豪也曾把中国的唐诗宋词进行改编，表达非常的漂亮，但是他们将这看作再创作，并不以此作为翻译。如果有的中国翻译要这样做，完全可以，但是得声明。如果这也是翻译，那所有的人都可以抓住某个文本的只言片语进行发挥，翻译还存在吗？《文汇报》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，叫《抠字眼的翻译该更新了》，而我的文章恰恰是在抠字眼，如果翻译都不抠字眼了，该如何是好？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打破翻译的界限，所以翻译的外延越来越大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注意的大问题。当年鲁迅在翻译理论上曾主张 “硬译”，现在来看，他本人也有很多苦衷。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，比如莫言获奖之后，他对葛浩文说，“怎么翻译是你的事情”。我们看葛浩文的译文，会发现莫言原文中的很多情节都被改掉了，那西方读者如何知道这是莫言的原意还是葛浩文的创作？如果我是译者，我会加注说明，原文是怎样，我是如何改编的，对原作者负责。
中国翻译研究院日前在北京成立，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“围绕建设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目的，组织研究涉及包括中国经典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中医中药等传统经典，中国文化与文明和涉及当代中国建设与发展道路、制度、理论、价值观念等时政类对外翻译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建立权威的对外发布机制”。您对中译外的工作有何看法和建议？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先讲我的一段经历：上海世博会前夕，上海音像出版社制作了一套光碟，叫《走进新上海》，我校受委托将此文译成各个语种，我当时负责翻译德文版。译后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以为感慨：这种文章没法“译”！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，汉语原文的作者眼界不高，行文浮夸，什么都说成“最好的”。有一句，说虹桥宾馆的建筑完全是用美国标准。我在译文完成后请一位母语者校稿，对方和我讲：‘卫先生，对于我们而讲美国标准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’。因此，我不得不打破自己始终遵循的忠实原则，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修改。如果我们是向国外的受众介绍中国现状，不能简单的翻译原文，而是要再创作，要顾及对象国读者的Erwartungshorizont（理解准备）。最好是由懂外文的中国人和懂中文的外国人一起拟定稿件，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。有一个机构组织这样的工作，更需要合适的策略。而对于经典的古典著作的翻译，我认为要尽可能的忠实。这部分作品，年代久远，在国外流传很广，改编也很多，如果要进一步发掘的话，需要更加完整精准的译本。因为欣赏阶段过后，就是研究阶段。改编的作品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，但是可能会产生误读。针对对外翻译，我还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对外宣传、树立中国的积极形象，需要各个方面的工作共同作用，对外翻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，经济高速发展而文明水平相对落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依靠对外翻译提升国家形象，有些“勉为其难”。可能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中国国力的增强，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，对外翻译才能有的放矢，国外的受众也更容易接受。
对于中国目前的翻译界，您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？
目前翻译的产量之巨大，是民国时期无法比拟的。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，比如对于一些经典作品，重译多、新译少。就比如《浮士德》这么难翻的作品近几年竟有七八个版本涌现出来。可是歌德还有多少经典的作品还没有汉译？目前大家所做的歌德作品的翻译大部分在民国时就有了。对于其他作家的译介也都存在这个问题。要知道，“重译”和“新译”所花费的功夫完全是没有可比性的。相比于前人，如今的翻译没有那么勤奋，乐于取巧。从时间的维度来看，语言的变化的确非常大，重译有其一定的理由，比如在郭沫若翻译的歌德译本之后几十年，再出现一个新的译本，我认为是正常的。可是不断有出版社、翻译在重复的翻译一些作品。原因之一就是出版经典的作者不存在版权问题，然而一方面重译浪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多，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经典的作品无人问津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对于英语以外的小语种，还有大量的人文社科类的著作是从英语转译而来。就以德语为例，我所收藏的不少译本都是由英语转译，原因所在可能是合格的德语翻译人才相对欠缺，而英语过剩。对于译者的素质我想说，翻译需要锤炼，没有几十万字、甚至上百万的积累，恐怕下笔就没有把握。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常识：翻译不仅外语要好，母语更要出色。民国时期，很多翻译家本身就是作家，他们的母语清晰流畅，而现在从事翻译工作的大部分是外语教师或者研究人员，总体上来看，其母语功底和民国时的作家相比有一定差距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有志于翻译事业的话，除了外语水平要过关以外，母语的能力一定要提高。
人物介绍
卫茂平，上海人。博士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，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德语专业指导分委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、德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等职。1982年6月毕业于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，并留校任教。1986年赴德国留学，主修德语文学，辅修英语语言文学、历史学。1989年11月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（德语文学）博士学位，同年底回国任教。1994年至1996年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研究员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学术著作曾获“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”以及“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”。
目前已经出版德语文学、哲学译著约三十余部。其中有《青年维特之烦恼》、《恶-----或者自由的喜剧》，《迸涌的流泉》、《惨败》、 《尼采思想传记》、《朝霞》、《瓦格纳事件、尼采反瓦格纳》等；主要学术专著有《中国对德语文学影响史述》、《异域的召唤――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》（主笔）、《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----晚清和民国时期》等，此外还参加了多部德语词典和德语教材的编撰工作。
